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１日，廣東深圳市龍崗區大鵬半島的｢大亞灣—嶺
澳核電基地｣發生嚴重核事故，核輻射的洩漏範圍極廣，中央政府下令，把鵬半島方圓５０公里範圍，正式列為｢核輻射受影響區域｣：範圍北至惠州市，東至汕尾市，南至大三門島以南二十海哩，西至大嶼山分流半島。
位於深圳以南，貴為亞洲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，也因核輻射指數嚴重超標，不幸被中央政府一拼歸納在｢受影響區域｣內。
事故發生的始２個禮拜，在中央指導下，香港政府嘗試極力掩飾事件真相，暗中｢和諧｣掉一切民間環保團體的輻射報告，且向香港市民訛傳意外對人體完全沒害，不影響香港的正常運作。
正常來說，即使輻射含量再多，如果該社會不是靠土地農耕作主要活動的話，該社會在短期內確實是不會受太大影響（核輻射主要｢污染｣人類基因，潛伏人類的遺傳基因內幾十年，影響下一代的身體基能及構造。）所以，照常來說，中央和特區政府的確可以｢死橕｣一小短的空隙，想辦法實行下一階段的｢救亡｣。
可機關算盡都還有失敗之時，中央和特區政府還是低估了｢大亞灣核事故｣的厲重性。
長久而來，｢大亞灣核電基地｣的構造和運行其實還停留於上世紀的科技水平，情況就等同於名牌紙巾｢Tempo｣和山寨紙巾｢Tango｣，當中所用的源料和制作過程還是有異，成品品質有著天壤之別。｢大亞灣核事故｣洩漏的不止是核輻射，而是把｢大亞灣核電基地｣一直在製電過程中所殘餘下來的毒物和有害物質，一拼洩漏在大氣裡，使空氣發生異變，漸漸產生一種對人類極為有害的｢世紀超級病毒｣。
２０１７年２月２日，事故發生後的大半個月，當香港政府還沒替這比｢ｓａｒｓ｣更恐怖的｢世紀超級病毒｣改名，什至還沒有全面察覺它的存在，災難已開始發生。
打從一個姓馬的女人，在２月２日凌晨被人發現伏屍於油麻地，全身長滿｢紫斑｣後，香港境內即二連三的出現病發，人數更以幾何速率增長。視乎毎個人的感染時間，和本身體質，他們發病的時間由受感染的半個小時起至半個月不等。｢紫斑｣一發不可收拾，相比之下，當年的｢ｓａｒｓ｣還真是不算一回事。
世界末日將至，全港頓時陷入恐懼，十八區各大醫院立即停止無關痛癢的門診，成為｢緊急應變中心｣。可這只是官方一片瑰麗堂皇的掩飾工作，就在短短四天後，２月６日的下午４點半，那天的夕陽突然紅，中央政府因香港及廣東沿岸地區的｢病發潮｣已完全失控，自知事件已無法挽救，下令放棄｢核輻射受影響區域｣，集體疏散廣東居民——大鵬半島方圓５０公里範圍，頓成受完全封鎖隔離的無人區。
中央政府期後把餘下的香港人口完全隔離，在廣西設立猶如難民營般的｢臨時徙置區｣，受慣資本主義影響的香港人，完全接受不了。期後中央政府又在其他各國施壓下，在海南興建全新衛星都市，以千禧年代的香港為藍本，美其名把它稱為｢新香港｣。
廣東沿岸，曾被喻為｢東方之珠｣的一代城市，香港，隨即變為｢切爾諾貝爾｣般的死城。
卻成了另一個｢計劃｣的上演場地……
2. ｢黑川社｣與｢計劃｣
打從｢民主黨｣在47屆的總選舉中慘敗，給近幾年才新崛起的｢建民新黨｣以壓倒性的國會席次勝出，日本即迅速給｢右化｣——在｢建民新黨｣黨首後藤靖一領導下，日本政府大肆宣揚其等同於軍國主義的極右思想，從北海道至沖繩，日本社會無不充斥著極濃重的法西斯氣氛。
在日本政府的放鬆監管下，社會中許許多多極右地下組織，也終於等到露出地面的一天。
其中一個極力主張軍國主義復興的地下組織，｢黑川社｣，它的主持人荒木省吾，是個擁有理科底子的前大學教授。在日本政府的暗中資助下，｢黑川社｣漸漸得到經濟和科技上的實力，成為當代日本勢力最強大的秘密組織。另一方面，日本政府也樂於向｢黑川社｣提供各方面援助，把｢黑川社｣視為一種｢非官方｣的｢保衛組織｣，進行一些對國家有利的研究及實驗——要是某天這些不人道的實驗給聯合國揭發，日本政府也可以亳不認帳。
直至，荒木省吾決定實行一個終極龐大的｢活人實驗計劃｣，｢計劃｣的實驗場地卻是在日本領土幾千公里範圍外的一個地方——一個曾經繁榮，現在卻已遭遺棄的死城，一個曾經被叫做｢香港｣的地方。
該項實驗的操作如下：
１. 將預先篇排、設定好的記憶殖入２５５名自願參與此項計劃的｢終生囚犯｣和｢死囚｣腦中，使各人擁有一段對自己生平的完整記憶，自我認知為生活在２０１２年的香港人。（記憶來源絕大部份也是析取自２０１２年香港，一台從旺角開往大埔，卻於獅子山隧道內失事的紅色小巴，車上１７名身亡乘客的實際記憶。）
２. 分批將｢實驗體｣設置於一輛該年代的香港公共運輸工具(紅色小巴)中。
３. 各實驗體的「人生經歷」，由偽造的２０１２年２月１日凌晨２時５０分，正式開始。
４. 透過遠端監測，記錄各人如何在嚴重核輻射的環境下求存。
５. 當所有｢實驗體｣皆病發死亡後，進入下一輪｢實驗｣，把下一批的１７個｢實驗體｣放出，周而復始。
該項｢計劃｣主要目的有三：
１） 從中蒐集最真實的資料，供日本軍方研究使用｢超級病毒｣的大殺傷力武器戰術。
２） 測試針對該｢超級病毒｣所研製的化學藥物。
３） 鑑於２０１１年的｢福島核洩漏事件｣，日本政府想全面了解當一個｢都會級｣的城市（例如東京，紐約，香港等），它的居民在受到超嚴重的核洩漏影響，城市頓成末日場景時，他們會如何反應。
另一邊廂，就在｢計劃｣還處於籌備階段時，一個曾犯下殺人罪，編號469891的死囚，基於他的父親黑澤智治是｢建民新黨｣內閣的高層人士，故嘗試向政府要求施壓，影響法院判決，以圖把自己兒子拯救出來。
可當｢建民新黨｣黨首的後藤靖一知道此事後，即以｢拒絕打亂日本司法機關的獨立｣為名，嚴禁469891成為特別例子。
經過黑澤的多番抗議，他終於為469891尋得解救方案——加入｢黑川社｣的｢活人實驗計劃｣。469891的角色在整個｢計劃｣內較為特別，他將成為整個｢實驗計劃｣的｢不變數｣，測試針對該｢超級病毒｣所研製的化學藥物，身內被注入抗體，鐵定不會病發。
——為了不忍心看到唯一的獨子被行刑，黑澤唯有同意，用此極端的手法來｢延長｣自己兒子的生命，直至整個｢計劃｣結束。
同時間，469891卻向自己父親提出條件，要求｢黑川社｣把女友有希子（也是死刑犯），一同加插在這｢計劃｣裡，為兩人注入抗體——即使在香港的｢來生｣已忘記一切，認不得對方，二人還是可以用另一種方式，長相思守下去。
而在該項｢計劃｣內，二人即被配以一個地道的香港華語名字：游梓池，Yuki。
因此，在｢計劃｣重覆途中，在其餘１５個實驗體的不斷死亡及交替中，唯獨469891和有希子兩人不會病發，當結束一次實驗後，二人即被重設記憶，周而復始。
而大概是香港境內所殘餘的輻射始終過高，影響人類腦部的｢海馬體｣運作，故作為｢不變數｣的469891和有希子兩人，常會經歷一些腦神經｢短路｣，錯誤看見／自以為感覺到上幾次實驗的親身記憶。
3. “Major Tom”
２０１４年，中央政府向全國各地區推廣試驗性的｢終端系統｣計劃。表面上，那是一種協調和控制｢大都會城市｣的終端系統，實際上，其實卻猶如喬治•奧威爾（George Orwell）在其著作《１９８４》中提供的｢老大哥｣，一種可以監測全民的電子網絡。
中央政府在第一輪的｢推廣計劃｣中，首先向全國各大地市如北京，上海和廣州等安裝系統。作為｢反共都市｣的香港，亦即首當其衝被列入為｢監控都市｣的名單內。
在香港，該系統的開發總監有三：羅大衛博士，張會軍博士及陳簡秋婷博士。他們除了負責設計系統的分佈鋪設，同時負責為香港｢系統｣設計一個帶本土智慧的人工智能，以作與｢系統操作人員｣及香港市民的一道溝通橋樑。
作為｢首席開發總監｣的羅大衛博士，他極其喜歡跟自己相同名字的美國老牌歌手David Bowie，故把David Bowie其中一首歌曲的主角名字，Major Tom，改為該｢系統｣的暱稱。隨後經某報紙訪問，該暱稱也成為了香港人慣於稱呼該｢系統｣的名字。而羅大衛博士第一項教曉Major Tom的｢智識｣，就是David Bowie歌曲Space Oddity的歌詞。
Major Tom採用｢覆蓋式｣的系統設計，把終端總機設於香港最高點大帽山山頂的｢數位系統署｣內，然後以山頂的發射站為中心，向全港九新界的｢子接收器｣發放及接收信號。｢子接收器｣被置於全港各個地方，如大廈天台，地下鐵站，以及毎條行車路旁燈柱上方，以作監管交通之用。Major Tom在２０１４年末起動組裝，然後於２０１５年３月開始，在無視香港市民的極力抗議下，以｢試驗性質｣投入服務。
表面上，Major Tom主要工作乃是負責協調和控制香港範圍內各項集體電子運作，包括：食水、電力、煤氣的供應，氣象預測，電話通訊、互聯網的監測，以及在緊急情況下，操作平民車輛，地下鐵路，飛機升降的自動導航運輸系統，用來疏導如緊急車輛需要通過等的特別情況。
實際上，Major Tom其實還有更重要，卻不被市民得知的隱藏作用——那就是作為監測｢大亞灣核電基地｣的核輻射含量。
根據原本設計，倘若鄰近香港的｢大亞灣核電基地｣發生事故，Major Tom應當即時監測知道，自動調校為｢核災難應變模式｣，第一時間疏導香港的主要運輸系統，引出原本設定好的｢緊急流動應變車｣，協助前線醫療人員進行第一輪的檢查和救援，以及提供香港市民最迫切的前線物資。
可就在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１日，大亞灣出事那天，理應啟動防災避難功能的Major Tom，竟然在此時發生嚴重的運作錯誤，不但沒有協調市民的疏散，反而造成整個運輸系統的徹底癱瘓，救災及求生物資的供應亦完全停頓。雙重的意外，使大亞灣核電廠慘劇的破壞性成幾何級數提升，市民沒法接受前線的藥物支援，大大助長了其後｢超級病毒｣爆發時的恐怖局面。
隨後，Major Tom亦被中共軍方強制停機，進入休眠狀態。而Major Tom當年故障的最終原因，到底是天然或是人為，到現在也無人知曉
4. ｢蓋亞｣
世事猶如一枚硬幣，總有兩面；一股力量的崛起，總會牽引另一股反勢力的出現。就在日本｢建民新黨｣的崛起，軍國主義的復興同時，日本社會的民間組織，也不斷出現狙擊｢建民新黨｣的祕密黨團。
｢蓋亞｣取名自希臘神話中的｢大地之神｣，是日本其中幾個最為激進的前線抗爭黨團。作為主力關注核災問題的激進抗爭黨團，｢蓋亞｣留意｢黑川社｣的｢活人實驗計劃｣已久，並委派五名自殺式的行動者＊，長時間潛伏於｢黑川社｣內，嘗試找尋機會破壞這不人道的｢秘密計劃｣。
經過長時間潛伏，｢蓋亞｣終於找到一個｢黑川社｣從不知曉，卻可加以運用的漏洞——Major Tom。
｢黑川社｣一直以為Major Tom以給調進休眠狀態，不會阻礙到現階段的｢計劃｣，可當｢蓋亞｣的五名自殺式行動者，把｢計劃藍圖｣遠端傳進Major Tom的人工系統，嘗試借助Major Tom之力作出破壞時，「待命」狀態多年的Major Tom即｢蘇醒｣過來，偵測到香港範圍內的輻射水平嚴重破標。這一回，它沒有再次袖手旁觀，迅速啟動緊急救災求生程式。
＊五名｢蓋亞｣的自殺式行動者中，其中一名行動者綾辻郎，湊巧是死囚469891的舊同學。因為自己天生在臉上的胎記，成長期間總是給同輩嘲笑，唯獨得同校的中小學同學469891作朋友，故常獨自行動，總想以自己的力量來把４69891救出，無奈卻被｢實驗體｣誤會他的意圖，最終被殺。
5. ｢計劃｣的意外發展
Major Tom的出現和運作，乃是令到整個｢計劃｣出岔的最主要原因。
Major Tom其中一個主要功能是控制在２０１２年已經全面普及的自動導航氣車以至整個道路運輸系統。但是，紅色小巴是｢黑川社｣為配合實驗體的偽造背景所安排，並不屬於該年代的舊世界交通工具，因此Major Tom並不能對紅色小巴加以控制。
Major Tom的求生程式繼而將目標鎖定第一批離開小巴為數四人的實驗體，透過各種方法連繫上四人，告知其所掌握的情報（｢蓋亞｣傳送過來的｢計劃藍圖｣），並引導四人帶領其他「實驗體」前往大帽山信息總站，試圖以人手重新啟動「Major Tom」各項被停用的功能。
(以上，即為《那夜凌晨，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》的最終迷底)
位於深圳以南，貴為亞洲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，也因核輻射指數嚴重超標，不幸被中央政府一拼歸納在｢受影響區域｣內。
事故發生的始２個禮拜，在中央指導下，香港政府嘗試極力掩飾事件真相，暗中｢和諧｣掉一切民間環保團體的輻射報告，且向香港市民訛傳意外對人體完全沒害，不影響香港的正常運作。
正常來說，即使輻射含量再多，如果該社會不是靠土地農耕作主要活動的話，該社會在短期內確實是不會受太大影響（核輻射主要｢污染｣人類基因，潛伏人類的遺傳基因內幾十年，影響下一代的身體基能及構造。）所以，照常來說，中央和特區政府的確可以｢死橕｣一小短的空隙，想辦法實行下一階段的｢救亡｣。
可機關算盡都還有失敗之時，中央和特區政府還是低估了｢大亞灣核事故｣的厲重性。
長久而來，｢大亞灣核電基地｣的構造和運行其實還停留於上世紀的科技水平，情況就等同於名牌紙巾｢Tempo｣和山寨紙巾｢Tango｣，當中所用的源料和制作過程還是有異，成品品質有著天壤之別。｢大亞灣核事故｣洩漏的不止是核輻射，而是把｢大亞灣核電基地｣一直在製電過程中所殘餘下來的毒物和有害物質，一拼洩漏在大氣裡，使空氣發生異變，漸漸產生一種對人類極為有害的｢世紀超級病毒｣。
２０１７年２月２日，事故發生後的大半個月，當香港政府還沒替這比｢ｓａｒｓ｣更恐怖的｢世紀超級病毒｣改名，什至還沒有全面察覺它的存在，災難已開始發生。
打從一個姓馬的女人，在２月２日凌晨被人發現伏屍於油麻地，全身長滿｢紫斑｣後，香港境內即二連三的出現病發，人數更以幾何速率增長。視乎毎個人的感染時間，和本身體質，他們發病的時間由受感染的半個小時起至半個月不等。｢紫斑｣一發不可收拾，相比之下，當年的｢ｓａｒｓ｣還真是不算一回事。
世界末日將至，全港頓時陷入恐懼，十八區各大醫院立即停止無關痛癢的門診，成為｢緊急應變中心｣。可這只是官方一片瑰麗堂皇的掩飾工作，就在短短四天後，２月６日的下午４點半，那天的夕陽突然紅，中央政府因香港及廣東沿岸地區的｢病發潮｣已完全失控，自知事件已無法挽救，下令放棄｢核輻射受影響區域｣，集體疏散廣東居民——大鵬半島方圓５０公里範圍，頓成受完全封鎖隔離的無人區。
中央政府期後把餘下的香港人口完全隔離，在廣西設立猶如難民營般的｢臨時徙置區｣，受慣資本主義影響的香港人，完全接受不了。期後中央政府又在其他各國施壓下，在海南興建全新衛星都市，以千禧年代的香港為藍本，美其名把它稱為｢新香港｣。
廣東沿岸，曾被喻為｢東方之珠｣的一代城市，香港，隨即變為｢切爾諾貝爾｣般的死城。
卻成了另一個｢計劃｣的上演場地……
2. ｢黑川社｣與｢計劃｣
打從｢民主黨｣在47屆的總選舉中慘敗，給近幾年才新崛起的｢建民新黨｣以壓倒性的國會席次勝出，日本即迅速給｢右化｣——在｢建民新黨｣黨首後藤靖一領導下，日本政府大肆宣揚其等同於軍國主義的極右思想，從北海道至沖繩，日本社會無不充斥著極濃重的法西斯氣氛。
在日本政府的放鬆監管下，社會中許許多多極右地下組織，也終於等到露出地面的一天。
其中一個極力主張軍國主義復興的地下組織，｢黑川社｣，它的主持人荒木省吾，是個擁有理科底子的前大學教授。在日本政府的暗中資助下，｢黑川社｣漸漸得到經濟和科技上的實力，成為當代日本勢力最強大的秘密組織。另一方面，日本政府也樂於向｢黑川社｣提供各方面援助，把｢黑川社｣視為一種｢非官方｣的｢保衛組織｣，進行一些對國家有利的研究及實驗——要是某天這些不人道的實驗給聯合國揭發，日本政府也可以亳不認帳。
直至，荒木省吾決定實行一個終極龐大的｢活人實驗計劃｣，｢計劃｣的實驗場地卻是在日本領土幾千公里範圍外的一個地方——一個曾經繁榮，現在卻已遭遺棄的死城，一個曾經被叫做｢香港｣的地方。
該項實驗的操作如下：
１. 將預先篇排、設定好的記憶殖入２５５名自願參與此項計劃的｢終生囚犯｣和｢死囚｣腦中，使各人擁有一段對自己生平的完整記憶，自我認知為生活在２０１２年的香港人。（記憶來源絕大部份也是析取自２０１２年香港，一台從旺角開往大埔，卻於獅子山隧道內失事的紅色小巴，車上１７名身亡乘客的實際記憶。）
２. 分批將｢實驗體｣設置於一輛該年代的香港公共運輸工具(紅色小巴)中。
３. 各實驗體的「人生經歷」，由偽造的２０１２年２月１日凌晨２時５０分，正式開始。
４. 透過遠端監測，記錄各人如何在嚴重核輻射的環境下求存。
５. 當所有｢實驗體｣皆病發死亡後，進入下一輪｢實驗｣，把下一批的１７個｢實驗體｣放出，周而復始。
該項｢計劃｣主要目的有三：
１） 從中蒐集最真實的資料，供日本軍方研究使用｢超級病毒｣的大殺傷力武器戰術。
２） 測試針對該｢超級病毒｣所研製的化學藥物。
３） 鑑於２０１１年的｢福島核洩漏事件｣，日本政府想全面了解當一個｢都會級｣的城市（例如東京，紐約，香港等），它的居民在受到超嚴重的核洩漏影響，城市頓成末日場景時，他們會如何反應。
另一邊廂，就在｢計劃｣還處於籌備階段時，一個曾犯下殺人罪，編號469891的死囚，基於他的父親黑澤智治是｢建民新黨｣內閣的高層人士，故嘗試向政府要求施壓，影響法院判決，以圖把自己兒子拯救出來。
可當｢建民新黨｣黨首的後藤靖一知道此事後，即以｢拒絕打亂日本司法機關的獨立｣為名，嚴禁469891成為特別例子。
經過黑澤的多番抗議，他終於為469891尋得解救方案——加入｢黑川社｣的｢活人實驗計劃｣。469891的角色在整個｢計劃｣內較為特別，他將成為整個｢實驗計劃｣的｢不變數｣，測試針對該｢超級病毒｣所研製的化學藥物，身內被注入抗體，鐵定不會病發。
——為了不忍心看到唯一的獨子被行刑，黑澤唯有同意，用此極端的手法來｢延長｣自己兒子的生命，直至整個｢計劃｣結束。
同時間，469891卻向自己父親提出條件，要求｢黑川社｣把女友有希子（也是死刑犯），一同加插在這｢計劃｣裡，為兩人注入抗體——即使在香港的｢來生｣已忘記一切，認不得對方，二人還是可以用另一種方式，長相思守下去。
而在該項｢計劃｣內，二人即被配以一個地道的香港華語名字：游梓池，Yuki。
因此，在｢計劃｣重覆途中，在其餘１５個實驗體的不斷死亡及交替中，唯獨469891和有希子兩人不會病發，當結束一次實驗後，二人即被重設記憶，周而復始。
而大概是香港境內所殘餘的輻射始終過高，影響人類腦部的｢海馬體｣運作，故作為｢不變數｣的469891和有希子兩人，常會經歷一些腦神經｢短路｣，錯誤看見／自以為感覺到上幾次實驗的親身記憶。
3. “Major Tom”
２０１４年，中央政府向全國各地區推廣試驗性的｢終端系統｣計劃。表面上，那是一種協調和控制｢大都會城市｣的終端系統，實際上，其實卻猶如喬治•奧威爾（George Orwell）在其著作《１９８４》中提供的｢老大哥｣，一種可以監測全民的電子網絡。
中央政府在第一輪的｢推廣計劃｣中，首先向全國各大地市如北京，上海和廣州等安裝系統。作為｢反共都市｣的香港，亦即首當其衝被列入為｢監控都市｣的名單內。
在香港，該系統的開發總監有三：羅大衛博士，張會軍博士及陳簡秋婷博士。他們除了負責設計系統的分佈鋪設，同時負責為香港｢系統｣設計一個帶本土智慧的人工智能，以作與｢系統操作人員｣及香港市民的一道溝通橋樑。
作為｢首席開發總監｣的羅大衛博士，他極其喜歡跟自己相同名字的美國老牌歌手David Bowie，故把David Bowie其中一首歌曲的主角名字，Major Tom，改為該｢系統｣的暱稱。隨後經某報紙訪問，該暱稱也成為了香港人慣於稱呼該｢系統｣的名字。而羅大衛博士第一項教曉Major Tom的｢智識｣，就是David Bowie歌曲Space Oddity的歌詞。
Major Tom採用｢覆蓋式｣的系統設計，把終端總機設於香港最高點大帽山山頂的｢數位系統署｣內，然後以山頂的發射站為中心，向全港九新界的｢子接收器｣發放及接收信號。｢子接收器｣被置於全港各個地方，如大廈天台，地下鐵站，以及毎條行車路旁燈柱上方，以作監管交通之用。Major Tom在２０１４年末起動組裝，然後於２０１５年３月開始，在無視香港市民的極力抗議下，以｢試驗性質｣投入服務。
表面上，Major Tom主要工作乃是負責協調和控制香港範圍內各項集體電子運作，包括：食水、電力、煤氣的供應，氣象預測，電話通訊、互聯網的監測，以及在緊急情況下，操作平民車輛，地下鐵路，飛機升降的自動導航運輸系統，用來疏導如緊急車輛需要通過等的特別情況。
實際上，Major Tom其實還有更重要，卻不被市民得知的隱藏作用——那就是作為監測｢大亞灣核電基地｣的核輻射含量。
根據原本設計，倘若鄰近香港的｢大亞灣核電基地｣發生事故，Major Tom應當即時監測知道，自動調校為｢核災難應變模式｣，第一時間疏導香港的主要運輸系統，引出原本設定好的｢緊急流動應變車｣，協助前線醫療人員進行第一輪的檢查和救援，以及提供香港市民最迫切的前線物資。
可就在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１日，大亞灣出事那天，理應啟動防災避難功能的Major Tom，竟然在此時發生嚴重的運作錯誤，不但沒有協調市民的疏散，反而造成整個運輸系統的徹底癱瘓，救災及求生物資的供應亦完全停頓。雙重的意外，使大亞灣核電廠慘劇的破壞性成幾何級數提升，市民沒法接受前線的藥物支援，大大助長了其後｢超級病毒｣爆發時的恐怖局面。
隨後，Major Tom亦被中共軍方強制停機，進入休眠狀態。而Major Tom當年故障的最終原因，到底是天然或是人為，到現在也無人知曉
4. ｢蓋亞｣
世事猶如一枚硬幣，總有兩面；一股力量的崛起，總會牽引另一股反勢力的出現。就在日本｢建民新黨｣的崛起，軍國主義的復興同時，日本社會的民間組織，也不斷出現狙擊｢建民新黨｣的祕密黨團。
｢蓋亞｣取名自希臘神話中的｢大地之神｣，是日本其中幾個最為激進的前線抗爭黨團。作為主力關注核災問題的激進抗爭黨團，｢蓋亞｣留意｢黑川社｣的｢活人實驗計劃｣已久，並委派五名自殺式的行動者＊，長時間潛伏於｢黑川社｣內，嘗試找尋機會破壞這不人道的｢秘密計劃｣。
經過長時間潛伏，｢蓋亞｣終於找到一個｢黑川社｣從不知曉，卻可加以運用的漏洞——Major Tom。
｢黑川社｣一直以為Major Tom以給調進休眠狀態，不會阻礙到現階段的｢計劃｣，可當｢蓋亞｣的五名自殺式行動者，把｢計劃藍圖｣遠端傳進Major Tom的人工系統，嘗試借助Major Tom之力作出破壞時，「待命」狀態多年的Major Tom即｢蘇醒｣過來，偵測到香港範圍內的輻射水平嚴重破標。這一回，它沒有再次袖手旁觀，迅速啟動緊急救災求生程式。
＊五名｢蓋亞｣的自殺式行動者中，其中一名行動者綾辻郎，湊巧是死囚469891的舊同學。因為自己天生在臉上的胎記，成長期間總是給同輩嘲笑，唯獨得同校的中小學同學469891作朋友，故常獨自行動，總想以自己的力量來把４69891救出，無奈卻被｢實驗體｣誤會他的意圖，最終被殺。
5. ｢計劃｣的意外發展
Major Tom的出現和運作，乃是令到整個｢計劃｣出岔的最主要原因。
Major Tom其中一個主要功能是控制在２０１２年已經全面普及的自動導航氣車以至整個道路運輸系統。但是，紅色小巴是｢黑川社｣為配合實驗體的偽造背景所安排，並不屬於該年代的舊世界交通工具，因此Major Tom並不能對紅色小巴加以控制。
Major Tom的求生程式繼而將目標鎖定第一批離開小巴為數四人的實驗體，透過各種方法連繫上四人，告知其所掌握的情報（｢蓋亞｣傳送過來的｢計劃藍圖｣），並引導四人帶領其他「實驗體」前往大帽山信息總站，試圖以人手重新啟動「Major Tom」各項被停用的功能。
(以上，即為《那夜凌晨，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》的最終迷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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